叶檀评论:物价上涨加贫富差距等于经济不安全

　　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研究显示，10年来，亚洲地区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倾斜，中国基尼系数为亚洲最高，最富有20%人口的花销相比于最贫穷20%人口也增长最快，成为贫富差距最大的亚洲国家，与南边的邻居尼泊尔为伍。

　　这一结论受到去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的佐证，世行报告表明，在截至2003年的两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而同期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增加了16%以上。

　　这个让人揪心的报告与近期物价的迅猛上涨叠加在一起，让人担心会成为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近期的物价上涨引发的是多数人对于贫富差距与分配失衡的如潮议论，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证明了多数人直觉的正确。应该明确的是，并非贫富差距造成物价上涨，而是相同的原因造成了物价上涨，加剧了贫富差距。

　　不能把全球化当作惟一的替罪羊，虽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撰文痛斥全球化下的国富民穷与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现象，事实上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范围，贫富差距都在扩大。但如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远超过日本、韩国等国家，则说明在我们的经济体内部存在重大缺陷。

　　贫富差距的扩大，首先在于经济政策与激励机制与培育中产阶层的承诺南辕北辙，常常能够精准地打击中产阶层，少数幸运的中产阶层勉力成为先富一族，大部分在住房、教育等各方面的压力下，惶惶然担心自己一觉醒来沦为负翁。

　　一味增加交易费用，对正常交易雁过拔毛而对地下经济无能为力的税收政策，并没有起到降低经济热度的作用，却能准确地让中产阶层的创业热情与改善型消费需求同时消沉。很多地方政府口口声声要抑制房价，行动上却以严厉禁止中产阶层力所能购的小排量车在市区通行，同时又不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暗中维持市区高房价；大批中产阶层成为房奴，结果是中国丧失了最大的内需动力。

　　就创业环境而言，目前我国大型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势无处不在，中小企业、创业者的融资等问题尽管受到足够多的关注，政府也有中小企业的扶持基金，但这些钱的使用效率颇为可疑，在各地养育一批中小企业办公室的人员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恐怕是中小企业基金最大的用处。

　　尽管政府做了种种努力，但我们仍然离建立稳定的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人对创业过程的不公平发出抱怨，他们认为是制度性原因造成他们生存艰难。这种抱怨有现实依据，由于经济过热所实行的行业调控措施让民企胆战心惊，非公经济三十六条成为纸上画饼，固化了僵硬的资源分配体制，一些地方以城市美容为借口，以无数的由纳税人与交费者供养的管理人员来与小业主的排挡对抗——政府对经济介入越来越深，无处不在。

　　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由于无法通过分享土地红利成为体面的中产阶层，业已成为城市贫民大军庞大的后备队。

　　贫富差距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以特权攫取财富的“八旗子弟”越来越多，比分肥者众多更可怕的是一些决策机构闭目塞听，炮制出中国基尼系数不高，或者基尼系数不说明问题，甚至中国税负在世界偏低、农村幸福指数超过城市种种匪夷所思的论调。当我们在用行业准入门槛、征地制度、土地垄断等办法制度性地制造庞大的贫民阶层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严重的不安全状态，在种情况下，物价全面上涨大概很难成为对经济的适度刺激，而是雪上加霜。

　　因为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过程从来是贫富分化加剧的过程，中低收入阶层无法抵御物价与通胀的压力，先期获得资源的人则可以借势敛财，大股东通过低价的原始股在资本市场不费吹灰之力暴得数百万元的厚利，不过是财富分配过程中的一碟小菜，受到通胀与竞争双重压力的中小企业主、流通商贩，处于破产边缘。那些认为通胀是财富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的人，应该认真体会一下即将歇业的小业主的焦灼心情。

　　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所透露的信息并不仅仅止于贫富差距过大，再分配制度不健全，而是反应出我国经济生态恶化的现实威胁。